11月19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企业家峰会在深圳举行。来自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700多位政界、企业界人士以及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围绕“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挑战”这一主题，就全球产业环境、企业品牌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等话题展开讨论。

　　会议期间，就全球产业环境变化对东北尤其是辽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有哪些启示等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技术部部长郭励弘和亚太经济技术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治平。

　　辽宁结构调整的国际环境

　　经济结构调整之所以为各国和政府所重视，是因为无论政府有无动作经济结构调整都在进行，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进出口结构上。经济结构调整也有规律可循，政府可以能动地改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速度，依是否遵循规律获得结构良性化或恶性化的不同调整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05首届企业家峰会热议话题。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全球产业环境的变化和特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技术部部长郭励弘看来，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脉络是全球化和高技术化。全球化反映的是数量的扩张，生产要素大规模跨国流动，产业资本大规模跨国投资，强势企业大规模跨国联合等。高技术化反映的是质量的飞跃，其中既有新兴产业及企业的崛起，也有传统产业及企业的高技术改造。可以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无论形式如何，实质都是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在强化经济。

　　就全球化而言，欧洲与美国旗鼓相当。就高技术化而言，欧洲、日本与美国均有较大差距。郭励弘分析，其主因是制度和人文环境。因为高技术化的重要条件是知识资本化、创新个体化，对此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最具适应性。欧洲、日本正急起直追，但人文环境的变化却不能在短期奏效。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持续的、自发的演进过程，依靠全社会推动、市场化进行，政府、国会对市场发展相当敏感，能适时提供制度保证。欧洲、日本的高技术产业尚未形成得以自发演进的机制，近几年各国政府都在以美国为鉴，加强有关制度建设，鼓励风险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郭励弘介绍，转轨国家因制度建设滞后，结构调整还谈不上主动、有效和良性。小国对结构调整的基本态度似可归纳为彻底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在此，大国则有不同。比如俄罗斯正在反省是否接受全球化的被动定位，并以经济总量下降一半为代价，认识到不能听凭经济结构自发调整而没有国家意志和宏观调控。从高技术化来看，前苏联曾经具备强有力的技术生成机制，由于体制原因，技术成果除大量用于军事装备工业外，并未形成高技术产业。10年转轨的结果高技术产业仍未形成，技术生成机制却已衰弱。

　　欠发达国家必然面临更多的结构性问题，其经济结构调整目标能否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不仅取决于能否建立起有助于结构自发调整的体制和机制，而且取决于国力的持续提高。

　　郭励弘认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不可能主导全球化与高技术化的进程，也不可能把调整目标锁定为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但必须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为背景，充分考虑其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制度缺陷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经过局部的调整而融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简单地接受国际分工，在全球经济中被动定位，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辽宁结构调整的双重难题

　　从全球产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透视辽宁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及成效，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的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丧失了比较优势，由于多年开采和粗放使用，煤炭、黑色金属、石油等资源储量减少，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使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原材料工业日益陷入困境。传统优势产业失去竞争力，成为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制约。

　　郭励弘分析说，多年来，辽宁经济增长主要靠传统产业推动，新兴电子、通讯及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缓慢，比重较低，无法成为主导力量。从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大于1的产业个数看，广东、山东、福建等省份都在20个以上，其中广东为30个，且这些产业主要是新兴电子、新兴机电。而东北整个地区高增长行业仅为5个，且为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电力工业等传统产业。产业结构绩效低成为辽宁经济增长的最直接表现。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体制条件还往往无法有效进行。其中社保体制落后是最主要障碍。加上重化工业和原材料关于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强的特点，产业退出需要巨大费用，仅靠地方无法拿出这笔基金，缺乏资本市场和民间及外资主体也限制了产业进退。

　　从具体的产业看，辽宁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相对较少，外资产业分布与地区产业关联性较弱，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仍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最艰难挑战。郭励弘认为，多年来辽宁产业结构调整虽取得了长足变化，成效可喜，但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尚未步入良性阶段，并且未来产业发展还有四大障碍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结构演进产业缺口严重。由于长期以来支撑辽宁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传统产业，郭励弘预测，新兴产业的比重在10年内难以超过传统产业，而同期内，目前辽宁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环境也不容乐观。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资源条件将继续恶化，生产成本还会上升，丰富资源基础上的竞争优势能否保住也不能早日下结论。加上汽车、机械、石化等原本技术落后，竞争力就不强。

　　产业发展主体缺位。目前辽宁国有经济比重仍然偏高，非国有经济尽管目前已占据半壁江山，但未来10年内对增长的贡献要想占据主导优势并不容易。在产业分布中，目前辽宁非国有经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但在资本装备率高、规模经济高的产业并不具有优势。此外，劳动力结构调整的体制条件仍将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再就业的产业空间有限。最后，资金缺口也是一个重要制约。

　　辽宁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过去几次老工业基地改造效果之所以不太理想，不在于政策力度不够，而在于政策定位和运行方式的缺陷。”郭励弘说，“把老工业基地改造简单地、低层次地处理为对一批老企业安排一些技改项目，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不可能实现结构调整目标。可行之路应该是压缩、淘汰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改组、改制、改造和信息化带动，培育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为此，应以国有大型企业为核心，按专业化分工协作原则，进行大规模产业重组和企业改组，加快同类大企业的整合。郭励弘主张，辽宁产业调整应该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比较优势，形成装备、造船、钢铁、汽车、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基地，通过产业群联动，整体振兴。

　　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要求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有新思路，采取新措施，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更多地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加强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控。

　　郭励弘建议，未来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应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和制度变迁，构建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优化演进机制。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多渠道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通过不同所有制形式双重进退机制建设，实现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他提醒注意的是，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和促进大的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生成；放弃产业的行政区域概念，打破传统的生产分工体制，努力将加工业纳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产业的大重组和大优化，实现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有重点的发展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并大力推进衰退产业的退出。

　　亚太经济技术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治平认为，结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决定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否振兴的关键，辽宁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做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他说，调整产业结构表面看来主要涉及产业资本，实际上与金融资本关系密切。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大量资金，仅靠中央政府投资显然不够，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因而要努力实现投资渠道多元化。在此，深圳和上海的经验可资借鉴。深圳开发主要靠产业资本，同时依靠港澳台资本；浦东开发主要靠金融资本，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本。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可在依靠政府金融或政策性金融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金融，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和民间资本，解决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资金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还要与就业和技术结构调整相结合，坚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傅治平说，辽宁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重”和所有制结构的“大”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要同时进行，这也决定了市场准入门槛高，因此要走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混合发展的道路，将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结构、与适应市场需求、符合技术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

　　辽宁工矿城市多，工矿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也要向多功能的中心城市转化，而这种转化往往与原来的产业发生矛盾，要求某些产业退出和转移。郭励弘认为，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体，而辽宁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整合与企业改造如果与城市功能转换的要求脱节甚至相背，也会陷入困境。